【城市呼吸|彭菲菲】因为Erasmus,我在欧洲跨国学习

作者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短期求学,体验了不一样的学生生活。(图:彭菲菲)

咸信人文主义的Erasmus对于教育的看法,影响了16世纪欧洲教育界的发展以及变革……

自2020年3月全球疫情爆发,除了飞回台湾探望家人之外,我大部分时间就待在德国。WFH、看书、散步、骑脚踏车,有时一个月都未启动汽车油门。工作开会就是准时打开视频,结束后,继续穿着居家服办公或是张罗家务。

我很享受日常居家生活的宁静,起伏都来自于自身的反思:开始思考断舍离(见文:舍得与舍不得),发现原来自己长期忽略了周遭事物(见文:视而不见),貌似平淡无奇的日子,内心波涛汹涌的频率却是始料未及的。出国旅游的兴致也总是由于防疫考量而打了折扣。

教育也是为了社会进步

前阵子外甥女赴笈瑞典,我起心动念想再造访这个自己在欧洲的第二故乡——瑞典。与瑞典的关系缘起于“伊拉斯莫斯”(Erasmus),但也因为“伊拉斯莫斯”,差点错过在欧洲境内跨国读书的机会。

Erasmus是位出生于15世纪鹿特丹的荷兰神职人员,当时荷兰还属于勃根地公国(Duchy of Burgundy),信仰天主教。为了追求更多的知识,他到巴黎攻读神学,之后还到英格兰、意大利、瑞士,还有今日的比利时讲学与研究。
 

Erasmus认为教育应该要配合本性的发展,主张儿童教育应始于胎教,并且反对处罚教育。(图:互联网)

咸信人文主义的Erasmus对于教育的看法,影响了16世纪欧洲教育界的发展以及变革,他认为教育施行应该要配合本性的发展,而且教育施行不仅是为了个人发展,也是为了社会进步。 

所以1987年时,欧洲委员会决定把首个欧洲学生的流动计划,以他的名字命名,提供小额奖学金给欧盟的大学生,让他们有机会在不同国家短期求学,促进各国高等教育学术及文化交流。

然而,这个计划一开始只适用于拥有欧盟国籍的学生,对于我这个来自台湾的留学生而言,是完全没有机会申请的。不过,也因为欧盟推动学术交流的风气,使得当时自己就读的大学系所与瑞典的一所学院展开交换学生的计划。“幸运”的是,它当时尚未纳入“Erasmus”交流计划,所以我能以一位在德国留学的台籍学生身份,到另一个欧盟国家学习。

已开放给全球公民

由于自己当时是全校唯一的亚洲学生,还在课堂上做了有关“亚洲四小龙”的介绍,也被校方邀请参加与瑞典外交部长来校参访的座谈会。短短六个月的瑞典生活,虽然不是首次的异地独立生活,却不啻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哪能想到生命的足迹竟会踏上北国。 
 

Erasmus最初只为欧盟国家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交流计划,后来提升为Erasmus+,开放给全球公民申请。(图:互联网)

走在睽违将近25年的校园,一一跃入眼前的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與之前迥然不同的生活经历——漫长的冬日黑夜、柔和的北国春阳、零下14度顶着风雪上学、每周至少两次的学生“趴”、国营酒品贩卖店前的大排长龙,还有几乎餐餐都出现的鲑鱼以及肉丸。

周六的午后,校园内仍有学生四处活动,只是多了好些亚洲脸孔穿梭其中。原来提供欧盟国籍学生的Erasmus交流计划,已提升为给全球公民欧洲高等教育机会的Era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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