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呼吸|刘晓义】从“麦当劳化”谈多元文化

“麦当劳化”指社会跟从速食店的运作模式而改变的现象。(图:刘晓义)

文化在工业和商业中失去了其文化价值,而剩下交换价值。

麦当劳快餐店随处可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快餐连锁店之一,麦当劳在118个国家有超过3万8000家餐厅。1993年,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兹(George Ritzer)在他的一本名为《社会的麦当劳化》(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中提出了“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的概念,用来描述社会跟从速食店的运作模式而改变的现象。

文化工业的产生

麦当劳以单一的、可量化的标准模式,将生产及服务由一套复杂的整体分拆到简单细微的工序,以最具效益的分工完成。

这种商业模式应用在文化上,便会产生文化工业。文化本是启蒙的产物,启迪人们进行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但是文化工业正好相反。文化工业使得文化工业化、商品化——像工厂一样批量生产文化商品,投放到市场当中。文化在工业和商业中失去了其文化价值,而剩下交换价值。

全球化其实就是美国化

过去二十多年,新媒体和网络的高速发展,更是加剧了文化工业化。而媒体背后的主宰是官与商,文化工业不仅仅成为政治与经济的附属品,更极有可能成为政治与经济的反启蒙工具。沉迷于快餐(以及快餐文化)之后,受众对于真正的美食和用餐过程会变得麻木、被动,更不会再追求饮食文化的发展,也不会再寻求反思反抗。

“麦当劳化”其实也是全球化。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大概就是世界各国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全球化却有(美国)“一体化”的危险。无论从文化还是经济的角度来看,美国都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最大得利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就说过:“全球化只不过是美国处于全球领导地位的另一种说法。”
 

全球化对于文化的多元化与本土化都是极大的冲击。(图:刘晓义)

对多元化和本土化的冲击

这种全球化对于文化的多元化与本土化都是极大的冲击。我们不难在新加坡、香港,乃至曼谷、上海、迪拜、首尔亚洲大城市中看到,英语,或者说好莱坞文化,取代亚洲各个族群的原有语言、习俗和文化,甚至取代一个包含多重文化的共同身份——前者在许多后殖民地区都是重要的课题;后者在本来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则颇具争议。例如新加坡的新式英语(Singlish)在官方视角当中是市井的,甚至隐形的。

当拥有麦当劳、星巴克、7-Eleven便利店是一座现代化城市的标配,乃至占据压倒性和压迫性优势时,意识到差异性、尊重差异性变得更加困难。而不同文化、族群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存的理念,变成了以一种单一的西方(美国)的麦当劳化来完成“融合”与“同化”。

在这样的语境下,谈“跨文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本土文化如何对抗西式的连锁店?(图:刘晓义)

一个城市当中,能有多少空间和资源允许一个“实验厨房”的存在,去对抗麦当劳化?实验性文化艺术有没有可能带来既不献媚西方当代,又从原本的多元文化传统和历史当中去汲取养分,寻求本土的当代性呢?除了翻译西方经典的“话剧”、除了可能无人问津的传统“大戏”、除了异国情调式的亚洲传统扮演莎士比亚的“文化交流”……我们对于“跨文化”和“多元文化”,还有多少文化上的自觉和自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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