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问答:隔离检疫——为公共利益付出的私人代价

隔离酒店的窗口外,是不可触及的城市景观。(图:黄素怀)

适用年级:高级华文(高年级)

  9月初,我在香港一间15平米的酒店房间里完成了我14天的隔离检疫。
  自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隔离检疫”成了入境一个国家的必经之路。它让跨国旅行成本(无论是经济还是时间)大大提升,非必要的出行大量减少。2021年初的全球国际旅客人数较疫情前下降了近88%。这一点从“荒芜”的樟宜机场,乘务员比乘客还多的飞机舱体现出来。
  从一轮轮的封锁,跨国旅行的减少,到航空业寒冬、旅游业奔溃,这一系列连带反应,使得世界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面对着空荡荡的樟宜机场候机大厅,自疫情发生以来,我第一次切实地感到了危机。
  大概是因为无论自身处境如何,人们都擅长于美化和合理化它。在视频网站上,所有关于隔离的Vlog都是积极美好的。YouTuber们喝喝咖啡,做做运动,看看窗外的美景,14天的漫长时间被浓缩成了悠闲且从容的三五分钟,似乎这是一种新型的休闲方式。而当我自己亲身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却并不那么轻松愉悦。
  出发前,我发现在我到达日期那天能订到的隔离酒店仅有一家。不足15平米的房间十分局促,床以外的空间根本不足以让我有太多移动。窗口封闭,只有通风口呼呼作响,更让人觉得烦闷。窗外是密密麻麻的高楼,即便有很大的落地窗,室内光照时间还是很短。再加上实在难以下咽的隔离餐,两周的隔离完全是对人耐心的考验。另外,独处也需要一定的心理承受力,以及对时间安排的合理规划。即便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还是一度感到自己的情绪在溃堤的边缘。
  虽然如此,纵观历史,自费的酒店隔离已经是隔离检疫有史以来最体面的方式了。把传染病患者,或有可能的患者与其他人分隔开来的做法自古有之。相较于把病患直接赶出营地或城外,给一个期限已经非常仁义。
  隔离这件事最早记录于《旧约全书》之中,显示在公元前七世纪或甚至更早,传染病被视为不洁,不但要隔离自己,还要撕烂衣服,蓬头散发,遮盖面部,并随时大声宣告自己不干净,以视为一种惩戒。
  14世纪前后,骇人的黑死病夺去了30%的欧洲人口。病毒肆掠时,船舶抵达一个港口之前,船上人员都被要求在一处地方自我隔离一段时间,观察是否携带传染病。这也是quarantine(隔离)这个词汇的来源,意大利语的的quaranta,意为40,因为当时的隔离时间为40天。那时,检疫站和隔离点通常设立在小岛上,远离人群。如果当时就有YouTuber,大概会有《阳光岛上的40天》这样的影片标题了吧。
  历史上最强也是最惨的隔离者,应该是19世纪从爱尔兰移民美国的厨师玛丽·马龙了。她是一名伤寒病带原者(携带病毒但不表现出症状的人),一个超级传播者。她在纽约从事厨师职业期间,造成了53人感染伤寒,三人死亡。
  玛丽还是个头很铁(倔强)的女子。在感染数十人后依旧拒绝检疫,直到被强行带走。然后又在被强制隔离三年后,改名换姓继续从事厨师职业散播病毒。最终未经审判就被终生强制隔离,并于26年后在隔离中离世。人送外号“伤寒玛丽”。
  看着隔离酒店走廊上的监控摄像,我想如果我出逃,以后我的名字前面大概也会被冠上“新冠”二字,然后臭名昭著了吧。再者,现代检疫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很难再会有漏网之鱼。
  14天的独处,不至于短到像网红博主的惬意假期,也并没有长到像坐牢一样可以改变人生。如果非要给它冠上一个意义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为公共利益付出的一点私人代价。无法把它美化成一个美妙的假期,也不能说它是非人性的惩戒。
  毕竟经过几个世纪的检验,隔离的确是防止疫情传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也许过几年,当我可以自由飞行的时候,再回头看看这段经历,可以总结出什么新的想法吧。

(改写自2021年10月14日新闻:【城市呼吸|黄素怀】隔离检疫——为公共利益付出的私人代价

问题1:冠病疫情对国家经济造成什么影响?试加以说明。(重整)

问题2:视频网站上看到的隔离体验,和作者亲身体验的隔离生活,有什么不同? (重整)

问题3:为什么作者说,自费的酒店隔离是隔离检疫有史以来最体面的方式?(重整+伸展)

问题4:为什么史上最强和最惨的隔离者被称为“伤寒玛丽”?(复述)

问题5:你认同作者认为“隔离检疫”的意义,在于为了公共利益,付出一点私人代价是值得的吗?为什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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