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的调解员和基层领袖表示，他们调解的大部分邻里纠纷个案都跟噪音有关，而这方面的个案往往不容易解决，因此认为强化社区纠纷管理框架的建议（Community Dispute Management Framework），例如授专职人员调查严重的社区纠纷案，并进行执法，以及动用噪音感应器，将有助于解决纠纷。

淡滨尼中公民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傅仁财担任基层领袖已有大约13年，解决过不少居民的纠纷。他接受《8视界新闻网》表示，很多纠纷是从噪音开始的。他指出，他调解的每十起个案中，有一半成功获得调解，但每一起个案一般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解决。

 “噪音的纠纷不容易解决，因为噪音是见仁见智的，你和我听到的声音的定义不一样。很多时候调解需要长时间的跟进，不是马上讲，明天就没有噪音了，因为对他们（被投诉者）来说这是一种习惯。有时候则是平时之间邻居没有开门打招呼，久了就会有一点心病。我们会让他们融入社区活动，让他们了解彼此和培养默契。”

 傅仁财表示，随着我国社会逐渐步入老龄化，社区里的独居老人比例可能会增加，而长期独自在家的他们或许会听到更多他们认为是“噪音”的声音。

 “我调解过的一个个案是一名独居年长男子，他的老婆过世不久后，他便向我们投诉说楼上邻居发出像机械声音的噪音。我们到楼上调查，并没有发现什么能发出机械声的来源。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投诉人自己家里的吊扇太陈旧而发出的声音。”

 傅仁财说，让年长人士，尤其是独居人士参与社区活动，不要整天待在家里，有助于缓解他们的孤独情绪，进而减少他们在家里胡思乱想。

双方需相互沟通才能调解成功

 67岁的黄日敏在社区调解中心担任义工调解员已有25年，她处理的个案中，有高达90%获得成功调解。

 最让她印象深刻的个案是，其中一个邻居嫌另一个邻居养的鹦鹉过于吵闹，而引发纠纷。

 “在调解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鹦鹉是因为附近在施工过于吵杂，因此受到惊吓。投诉人起初要求对方在屋子周围设立隔音装置，但这个方法行不通，因为屋子太大而且这个做法太昂贵。最终对方答应把鹦鹉放在一个房间里，让他们能安静地休息。”

 傅仁财调解过的个案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名5、60岁的独居男子刻意干扰邻居。干扰进行了长达三年，始终无法获得调节，直到肇事者搬走。

 “他会刻意按门铃、对邻居大喊大叫和进行言语恐吓，也会向邻居的住家丢咖喱汁，像这种个案就是故意骚扰，邻居在家里安装闭路电视也没有用。”

另一名调解员67岁的玛丽蒙基层领袖刘润鎔说， 玛丽蒙一带的邻里纠纷也多数与噪音有关。

她说，在过去四年，玛丽蒙的邻里纠纷少于十起，多数与噪音有关，而问题往往因为误会而起。

她举例说，去年五六月，曾遇到一个个案，投诉人住14楼，投诉16楼发出噪音，为此前者报警200次。

“后来双方前来调解，才发现彼此误会彼此，原来发生噪音的是对面居民，那名居民是有忧郁症的。他们聊开后变成好邻居，而且还想要一起帮助那名患有忧郁症的居民。”

在刘润鎔看来，调解是化解纠纷中最为有效的。她说一般上只需要调解一次，问题就能解决。

然而调解目前是自愿性的，她认为若政府能强制性要求双方调解，会是最好的方法。

不愿意进行调解的个案 才会用噪音传感器

 当出现如上述比较严重的个案时，傅仁财支持在出现噪音指控的场所安置噪音传感器（noise sensors），但表示这种方法有利有弊。

 “两边都不方便。投诉人需要离开他们的场所，让当局安装传感器。我们尽可能不要到这个地步，希望他们先进行沟通和调节来解决问题。但是这个传感器是有必要的，因为目前没有立法规定，警察也没有办法逮捕故意制造噪音的人。所以一些比较极端的，一方不愿意进行调解的个案，当局就使用些传感器，就有证据‘逼’他们进行和解。”

 黄日敏表示，往往需要更多时间调解的个案，都是因为当事人没有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愿意寻找解决方案或者妥协。

 “当遇到纠纷时第一步应该是先了解对方和人他们沟通，而不是妄下结论。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可以寻找第三方如基层领袖或议员，或者到调解中心进行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