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洁工，薪水是1000元，至少能让我负担医药费，有工作才有钱看病。” 原本是室内设计师的Julie，年少得志，但后来患上分裂情感性障碍（Schizoaffective disorder），让她无法再适应白领工作，一度靠当清洁工谋生。发病让她的人生比别人跌跌撞撞更多，但她依然怀抱梦想，期待有朝一日能摆脱病魔，成为辅导员帮助他人。
工作中突然失控狂吼
42岁的Julie在20多岁时，曾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当时工作压力大、时常加班至凌晨两、三点，加上办公室政治，工作几年后，她开始越来越忧郁，“不说话、孤立自己、待在家不出门，吃东西吃得很慢，不能起床，情绪一直往下陷。”
Julie接着转行，到幼儿园当助教，一天她突然情绪失控，对小孩失控狂吼。她说：“我的上司发现我不对劲，于是向我母亲建议，带我去看医生。”
Julie原本是室内设计师，但后来患上分裂情感性障碍，让她无法再适应白领工作，一度靠当清洁工谋生。
图: 陈良同（照片在去年拍摄）
感觉抽离人群 半夜到街上溜达
在2006年那年，她看了精神科医生，并被诊断患上了分裂情感性障碍（Schizoaffective disorder）。
据Julie形容，刚开始发病的时候，自己常出现幻觉，“ 跟一桌朋友聊天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自己已离开人群那种感觉，非常可怕。”
Julie当时与父母同住，她说：“每当父母在晚上进房睡觉后，我会半夜到街上‘夜游’，漫无目的在街上走好几个小时，到差不多早上才回家。”
她也有躁郁的情绪，另外“思维上有阻碍，比如无法看书，看到下一句的时候，就忘了上一句是什么”。
Julie形容，刚开始发病的时候，自己常出现幻觉，“ 跟一桌朋友聊天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自己已离开人群那种感觉，非常可怕。”
图: 陈良同（照片在去年拍摄）
感到绝望 觉得结婚生子遥不可及
Julie被诊断患上分裂情感性障碍那年，她29岁。她说：“感觉到自己就像废人一样。感觉这个社会没有人能够接纳像我这样的人。我也没有办法展现能力。”
“我知道我头脑的状况，没有办法做文书的工作，甚至记忆力也不够好。”
“也有人告诉我，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发病是一辈子的事情，要谈恋爱 、嫁人、生孩子，也已经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难过。好像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独立的人生。”
差点被车撞死 突然“清醒”过来
在发病之后，Julie也一度想做傻事，“有一次，当时车水马龙，我不看车就过马路。应该是每个人都看到我有一点不正常吧，所以都把车停下、开得比较慢一点，没有把我给撞死。”
经过那次生死一瞬间的经历，Julie也突然“清醒”了过来，决定振作。
另外，她也开始在圣公会关怀中心接受辅导和照顾，“我遇到一个辅导员，他是唯一一个听得懂我说话的人。我那时唯一的朋友”。
Julie被诊断患上分裂情感性障碍那年，她29岁。她说：“感觉到自己就像废人一样。感觉这个社会没有人能够接纳像我这样的人。我也没有办法展现能力。”
图: 陈良同（照片在去年拍摄）
当清洁工赚取医药费
在病情较严重时，Julie必须打针，每个月医药费为200多元。
Julie在发病后几乎全面停工，“后来只帮补习中心改作业，但工资非常低”。
接着，她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清洁工的工作。她说：“我工作就是为了要治自己的病，能够有钱去打针。当清洁工每个月还有1000元的收入，足够我负担医药费。”
于是，在37岁那年，她开始在工业区当起了清洁工人，负责在办公楼打扫卫生，也需要洗厕所。
“清洁工工作也救了我”
“我工作的办公楼就在工地里面，常常会有工人踩着泥巴走进来。我需要用漂白水来洗地板，那个味道，真的会让人受不了。”
年轻时曾是光鲜亮丽的白领上班族， 但在人到中年时却成为了清洁工，许多人对这样看似大起大落的经历或难以接受，但Julie选择心怀感恩。
边唱歌变打扫 “大家都知道我怪怪的”
Julie说：“一整个早上就是一边唱歌，一边打扫，这样就不会去想太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个下场、为什么我只有这个资格做这样的工作。不会去想为什么我以前在学校所读的一切，都化为乌有。”
“大家都知道我有点不对劲、有点怪怪的，可是我唱歌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情能够持续下去，工作时能够感觉好一些。”
工作也是一种自我鼓励
回头看当清洁工的那四年，Julie感慨地说：“其实这份工作也救了我， 让我有足够的钱去打针、吃药、看医生，让我的病可以好得快一些。”
“像我这样子的人，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待在家里一整天。我必须要出门。工作不只让我可以出门，另外，比如在喝一杯咖啡的时候，我也有了自己付钱的能力，这也给了自己蛮大的鼓励。 ”
Julie希望有朝一日能到台湾深造，修读辅导相关课程。
图: 陈良同（照片在去年拍摄）
病情逐渐好转 梦想到台湾深造 成为辅导员
而现在，Julie在社会企业The Social Space的咖啡馆当店员，也在圣公会社区服务（SACS）当义工，陪伴其他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伙伴，互相支持。她也已接受培训，得到国家福利理事会所颁发的同伴支援文凭（Certificate in Peer Support）。
Julie目前的病情已好转，不过，她仍然有健忘、记忆跳跃的问题，“比如以前发生的事，会以为是昨天发生的事”。
虽然如此，Julie保持乐观，“我跟自己说，我一定能够好起来！”
Julie的华语说得很好，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到台湾深造，修读辅导相关课程，然后成为一名以中文进行辅导工作的辅导员或是同伴支援专员，以帮助遇到心理健康问题的年长者。
她说：“虽然到台湾深造、当辅导员，现在看起来还是很遥远（的事）。不过，我就当这是我的梦想吧，支撑我走下去的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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