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断措施期间，餐饮场所不提供堂食，上网订餐成了许多人的新日常。但我不常叫外卖，因为住家附近有好几座小贩中心——名气都不小，购餐方便，食物选项也多。那阵子，每日午前必定开车到公园跑步一小时，然后到小贩中心打包午晚两餐。以前总在公司食堂草草解决午餐，或者约客户或友人上馆子谈公事聊心事，没想到居家办公后，与小贩中心的接触愈加频密，简直是我的“非典型饭堂”。

就在新加坡进入解封第三阶段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本地小贩文化列入“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官方与民间两年来的申遗计划有了圆满结局，人们因此多了个庆祝的理由。

不让文化遗产被遗忘

小贩文化并非新加坡的“国粹”，而是散见于东南亚诸国，各别以路边摊、大排档、美食夜市等形式出现，不难理解为何周边国家有人反对新加坡为本土小贩文化申遗。然而，新加坡政府自70年代陆续兴建熟食中心，将街边小贩集中在卫生条件更理想的有盖建筑里，渐渐形成新加坡独特的风景线。

如今，全岛各地有百多座小贩中心，除了由国家环境局负责管理之外，近年也开始外包给民间社会企业经营。小贩中心的规划重点之一是毗邻组屋区，从而为不同种族的人民提供平价的一日三餐，无形中扮演着凝聚社区的角色，让昔日路边摊的经营方式和存在意义更上一层楼，本地小贩文化入遗绝对合情合理。
 

申遗并非申请专利，也不是注册商标，而是把富有代表性的文化传统与世人分享，肯定其人文与精神价值之外，还要传承到未来的世代，不让文化遗产变成“被遗忘的产业“。

小贩文化传承是大考验

就如许多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小贩美食地图，我经常光顾市区某小贩中心的一个五香摊位，喜欢他们的家传口味，别家的总让我觉得不是那味儿。第二代老板渐渐老了，年轻的儿子除了点餐和收银之外，偶尔也下场切灌肠、五香、蛋饼等食品，我猜想这个摊位迟早由他接手。有一阵子看不到他，老板说，年轻人嫌食品制作和准备工序太复杂，时间成本太高，租下另一个摊位卖茶水。阻断措施实施后，顾客大减，他关掉茶水档，开私召车去了，除了载客之外，也帮父亲送外卖。近期小贩中心人流恢复正常，加上电台美食节目推介这个五香摊位的食物，带旺了生意，父亲忙不过来，他于是又再回来帮忙，但我不肯定这次他会逗留多久。

传承，对小贩家庭来说是严峻的考验。作为庶民美食的大本营，小贩中心的食物价格长期维持在一般人负担得起的水平，但摊贩的营业成本却是与日俱增，还要早出晚归，大部分摊主都不鼓励下一代接手自己的生意。尽管最近常有新世代创业当小贩的新闻，比起小贩行业难以为继的现实面，这样的例子实属少数。

有人说，入遗就像是一张“世界级名片”，当疫情过去后，本地小贩中心将是吸引游客的重点项目。然而，为小贩开发客源和财源之际，业者和政策制定者务必把“莫忘初衷”这句老话放在心上。

说回同一家五香摊档，有一次老板对我发牢骚，指外头的地铁工程影响交通，小贩中心的顾客因此少了。我指向另一摊队伍排得老长的“名牌”鸡饭档说，他们倒是异数，老板笑说：“那摊的顾客是搭飞机来的，我的顾客是开车或搭车来的，哪里会一样？”我仔细一看，果然都是自由行旅客。后来，疫情来得教人措手不及，游客进不来，鸡饭摊档前不再有人龙，这情况跟另一座常有海外明星光顾的“游客型小贩中心”类似，近日生意门可罗雀，此一时彼一时也。

当初，政府创建小贩中心的宗旨，是为本地民众提供价廉味美的食物，尤其对忙于工作、追逐效率的第一世界国家子民来说，没有比在小贩中心“一站式”选择在地或舶来食品更为便捷的购餐方式，切勿本末倒置，失去了民心。

小贩文化入遗，只是成功的开端，不代表从此步上神台，各方面都要进一步自我改进。摊贩必须维持食物水平，摈弃“云吞面不放辣椒就加茄汁”的随便作风；食客不该用纸巾或雨伞霸位，用餐时确保桌面干净，并自行归还餐具和托盘；管理层理应改善经营模式，减少乐龄清洁工人的怨气。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却也是入遗后必做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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