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保底”“当网红”的话术诱惑下，中国一批来自农村、早早辍学的未成年女孩与直播公司签下长达五年的所谓“卖身契”合约，陷入被剥削与性骚扰却难以脱身的困境。
新京报报道，这些十四五岁的女孩被要求使用成年人身份信息开播，穿上性感服装、化成熟妆容，在狭小直播间中扮演“纯情小白花”。她们每天必须直播六小时，每月需播满27天，但实际收入远低于入职前承诺的6000元人民币（约1111新元）保底薪资，有人离职时仅拿到90多元人民币（约17新元）。
镜头之外，她们持续遭受令人不适的对待。直播期间，中年男性观众不断刷出“再露一点”“约不”等骚扰言论；下播后，公司老板和运营会在工作群开“黄腔”，并以“用电安全”为由突击检查宿舍，拍摄女孩内衣等私人物品发至群聊。
还有女孩表示，曾遭遇运营“动手动脚”、被老板用铁棍恐吓，甚至发烧时被灌药催促上班。
而当她们无法忍受想要离开时，却因当初签下的合同面临高额赔偿，甚至可能被列为失信人。
签下“卖身契”的未成年主播
这些未成年主播签约时大多缺乏法律意识。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多家直播公司使用“新人首月可赚2万多元人民币（约3600新元）”等话术招募未成年人，且几乎零门槛入职。
女孩们往往在家人不知情或未充分了解的情况下签署合同，甚至被要求自行在监护人处代签。
记者获取的《独家合作协议书》显示，合同期限长达五年，并规定若主播未经允许在其他平台直播、私自提取佣金或违反保密义务，需承担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约9260新元）的违约责任。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公司曾多次起诉未成年主播。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某公司就因一名主播无故停播并在第三方平台直播，向其索赔超百万元人民币，最终法院判决该主播支付19万元人民币（约3520新元）违约金。
而事实上，签约时运营曾口头向女孩承诺“没有违约金，想走就走”。
被围猎的农村女孩
直播公司往往有针对性地招募农村出身、处境困难的少女。这些女孩大多有相似经历：来自农村、与家人关系不和、早早辍学步入社会。
有业内人士指出，招募未成年女孩是直播公司应对生存压力、降低人力成本的手段。公司通常不支付签约费，主播收入主要来自平台任务激励和观众打赏分成，相当于让这些女孩为平台打工，对公司来说几乎零成本。
无论主播能否带来流量，公司都可通过合同在博弈中占据上风。甚至在她们离职后，部分公司还会通过起诉索取违约金。
司法平台双管齐下 为未成年主播留回头路
尽管困境重重，司法系统正努力在尊重契约精神的同时，为未成年主播提供保护空间。
法官吴磊表示，公众常误以为未成年人所签合同一律无效，但实际上，年满16周岁、获得监护人同意或以自己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所签合同可能被认定为有效。不过，法院在裁量时会综合考虑具体案情，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今年6月，湖南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在一起相关案件中明确指出：“原告明知被告未成年仍与其签订合同，存在过错，因此造成的损失应自行承担。”这一裁判思路为未成年人提供了重要的司法保护，此类案件数量也随之大幅减少。
与此同时，平台监管也在不断加强。多家直播公司表示，在部门约谈和平台新规要求下，已不再招收未成年人，并会主动规劝前来应聘的未成年人返回校园或学习其他技术，为误入直播行业的未成年女孩留出重返校园、重新选择人生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