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呼吸|黄素怀】隔离检疫——为公共利益付出的私人代价

作者在隔离期间创作的以隔离为主题的刺绣作品。(图:黄素怀)

隔离这件事最早记录于《旧约全书》之中,显示在公元前七世纪或甚至更早,传染病被视为不洁,不但要隔离自己,还要撕烂衣服,蓬头散发,遮盖面部……

9月初,我在香港一间15平米的酒店房间里完成了我14天的隔离检疫。

自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隔离检疫”成了入境一个国家的必经之路。它让跨国旅行成本(无论是经济还是时间)大大提升,非必要的出行大量减少。2021年初的全球国际旅客人数较疫情前下降了近88%。这一点从“荒芜”的樟宜机场,乘务员比乘客还多的飞机舱体现出来。

从一轮轮的封锁,跨国旅行的减少,到航空业寒冬、旅游业奔溃,这一系列连带反应,使得世界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面对着空荡荡的樟宜机场候机大厅,自疫情发生以来,我第一次切实地感到了危机。
 

空荡的樟宜机场候机大厅。(图:黄素怀)

乘客少到可怜的新加坡飞香港航班。(图:黄素怀)

被过度美化的隔离体验

大概是因为无论自身处境如何,人们都擅长于美化和合理化它。在视频网站上,所有关于隔离的Vlog都是积极美好的。Youtuber们喝喝咖啡,做做运动,看看窗外的美景,14天的漫长时间被浓缩成了悠闲且从容的三五分钟,似乎这是一种新型的休闲方式。而当我自己亲身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却并不那么轻松愉悦。

出发前,我发现在我到达日期那天能订到的隔离酒店仅有一家。不足15平米的房间十分局促,床以外的空间根本不足以让我有太多移动。窗口封闭,只有通风口呼呼作响,更让人觉得烦闷。窗外是密密麻麻的高楼,即便有很大的落地窗,室内光照时间还是很短。再加上实在难以下咽的隔离餐,两周的隔离完全是对人耐心的考验。另外,独处也需要一定的心理承受力,以及对时间安排的合理规划。即便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还是一度感到自己的情绪在溃堤的边缘。
 

隔离酒店的窗口外,是不可触及的城市景观。(图:黄素怀)

自古有之的隔离检疫

虽然如此,纵观历史,自费的酒店隔离已经是隔离检疫有史以来最体面的方式了。把传染病患者,或有可能的患者与其他人分隔开来的做法自古有之。相较于把病患直接赶出营地或城外,给一个期限已经非常仁义。

隔离这件事最早记录于《旧约全书》之中,显示在公元前七世纪或甚至更早,传染病被视为不洁,不但要隔离自己,还要撕烂衣服,蓬头散发,遮盖面部,并随时大声宣告自己不干净,以视为一种惩戒。

14世纪前后,骇人的黑死病夺去了30%的欧洲人口。病毒肆掠时,船舶抵达一个港口之前,船上人员都被要求在一处地方自我隔离一段时间,观察是否携带传染病。这也是quarantine(隔离)这个词汇的来源,意大利语的的quaranta,意为40,因为当时的隔离时间为40天。那时,检疫站和隔离点通常设立在小岛上,远离人群。如果当时就有Youtuber,大概会有《阳光岛上的40天》这样的影片标题了吧。

史宾纳隆加岛(Spinalonga Island),1903年-1957年为希腊主要的麻风病人隔离所。(图:Unsplash/Egor Myznik)

史上最强和最惨的隔离者

历史上最强也是最惨的隔离者,应该是19世纪从爱尔兰移民美国的厨师玛丽·马龙(Mary Mallon)了。她是一名伤寒病带原者(携带病毒但不表现出症状的人),一个超级传播者。她在纽约从事厨师职业期间,造成了53人感染伤寒,三人死亡。

玛丽还是个头很铁(倔犟)的女子。在感染数十人后依旧拒绝检疫,直到被强行带走。然后又在被强制隔离三年后,改名换姓继续从事厨师职业散播病毒。最终未经审判就被终生强制隔离,并于26年后在隔离中离世。人送外号“伤寒玛丽”。

看着隔离酒店走廊上的监控摄像,我想如果我出逃,以后我的名字前面大概也会被冠上“新冠”二字,然后臭名昭著了吧。再者,现代检疫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很难再会有漏网之鱼。

密不透风的隔离酒店电梯间。作者隔离结束离开时拍摄。(图:黄素怀)

隔离的意义

14天的独处,不至于短到像网红博主的惬意假期,也并没有长到像坐牢一样可以改变人生。如果非要给它冠上一个意义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为公共利益付出的一点私人代价。无法把它美化成一个美妙的假期,也不能说它是非人性的惩戒。

毕竟经过几个世纪的检验,隔离的确是防止疫情传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也许过了几年,当我可以自由飞行的时候,再回头看看这段经历,可以总结出什么新的想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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