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出生率持续下滑，亚洲多名亿万富豪正动用个人财富，通过现金奖励、住房支持及职场友善措施鼓励生育，试图在政府政策效果有限之际，为缓解少子化危机寻找新路径。
彭博社报道，从香港到首尔，越来越多企业家正尝试以私人资本介入，推动更多企业跟进，以应对低生育率问题。
报道指出，中国、日本和韩国生育率长期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一，高房价、薪资停滞、教育成本高昂及高压工作文化，持续削弱年轻人组建家庭和生育意愿。
在韩国，游戏公司Krafton为员工每生育一名子女提供约4万3000美元（约5万4800新元）一次过奖励，并在孩子八岁前持续发放补助；建筑公司富荣集团（Booyoung）则向每名新生儿提供约7万2000美元（约9万1800新元）奖金，并提出为育有三个孩子家庭提供免税住房构想。
中国企业也陆续推出类似措施。伊利集团去年宣布16亿元人民币（约3亿新元）生育补贴计划，中国飞鹤则推出12亿人民币（约2亿2380万新元）母婴补助项目。名创优品创办人叶国富也设立婚育基金，提供结婚礼金和育儿奖励。
香港方面，携程集团（Trip.com）联合创办人梁建章通过创生基金（Genovation Foundation），向香港全职博士生提供生育补贴，并承诺未来五年投入5亿港元（约8146万新元）。
除了现金激励，部分富豪也主张制度改革。梁建章认为，应推动弹性或混合办公安排，支持家庭兼顾工作与育儿。
学者：仅靠补贴非治本 托育住房教育改革是关键
中国育娲人口研究院负责人黄文政则指出，仅靠补贴不足以解决问题，应把育儿视为需要合理报酬的高价值劳动，并推动国家托育、家庭友善住房及教育制度改革，以减轻家长负担。
今年初，多名亚洲富豪在香港出席首届全球生育危机论坛，讨论人口危机对劳动力、市场活力及文明延续的影响。
远东控股集团创办人蒋锡培形容，支持育儿如同“养鱼先养水”。
不过报道指出，富豪主导的催生计划也凸显现实落差，富豪虽可提供激励措施，但年轻城市人口面对工时压力、职业代价和住房负担等结构问题，仍非私人财富可单独解决。
这股“富豪催生”浪潮，被视为测试私人财富能否在政府长期难解的人口问题上发挥作用，但成效仍有待观察。
